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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浙江通史》、《浙江地方史》编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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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06日 星期日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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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环厅隶属考
——兼与《浙江通史》、《浙江地方史》编者商榷
图为玉环芦浦寿星山《纪恩诗》摩崖石刻
图为玉环牛脊岭石壁《纪恩诗》摩崖石刻
注:图中雍正八年为原著笔误,实为雍正六年。
  陈志鹏

  玉环设厅于雍正六年(1728),为清代浙江行政区划史上第一个设立厅治的地方,至民国元年(1912)改厅称县,作为厅级行政区共存续184年。关于玉环厅的隶属关系即玉环厅到底是隶属于省的直隶厅还是隶属于温州府的散厅这个问题至今说法不一。上世纪80年代玉环县在编修县志时,碰到很多难题,这是其中之一。按理说这个问题不难搞清,似乎属于两选一的题目,只要查阅清史档案或浙江地方史志即可解决,但问题却偏偏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种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史料依据。笔者根据现已掌握的几种文献史料进行比对,发现《清史稿》、《浙江通史》、《浙江地方史》与《嘉庆大清一统志》及玉环地方志在记载玉环厅的隶属关系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有鉴于此,觉得有必要予以查考归正。现将有关文献资料分析诠释如下:

  一、玉环地方志的说法

  关于玉环厅的隶属关系问题,1994年版《玉环县志》在“建置沿革”中是这样表述的:“雍正六年,置玉环厅,附温州府,为温州分府,政务直隶省,规定‘关涉玉环事务者,温、台两府属县俱听该同知专行’,此为玉环设治之始。”这段文字,经考证除“温州分府”四字来历不明外,其余文字基本源于李卫的《题疏》。

  许多了解玉环历史的人都说,玉环山的开发玉环厅的设置,与时任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直接有关。这样说有依据吗?回答是肯定的。虽然时隔280多年,但作为玉环开山设治法律依据的几份重要文件:《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奏折》和《为查复浙洋玉环山情形题疏》以及户部奉旨审定的《部议》均为雍正版《特开玉环志》完整收录并流传至今。这一“折”一“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写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其报告人确实就是李卫。据考证,《奏折》写于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1726),李卫时任浙江巡抚;《题疏》写于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此时李卫已提升浙江总督兼巡抚,是真正的浙江一把手领导人。李卫从雍正三年至九年(1725-1731)主政浙江有6年之久。他给雍正皇帝上过多少奏疏,笔者无法搞清。但他为玉环开发设治一事给雍正皇帝写的一“折”一“疏”,特别是那篇洋洋洒洒近八千言的《题疏》,对玉环开发设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玉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文件。李卫因成功开发玉环山博得了好名声,《清史稿·李卫传》也肯定了李卫开发玉环山作出的功绩。

  按常理推断,最能证实事情真相的应该是原始的第一手文件史料。而玉环设治建厅最原始的文件史料,当属李卫的那篇给皇帝的《题疏》和当时户部的批复文件。下面我们看看当年那两份文件史料究竟是怎么说的。

  李卫在《题疏》中说:“设官分职,原当因地制宜。臣等伏见云南蒙化、景东及新设之中甸、威远等处,皆由同知管辖,与内地专设知县之处不同者,盖就其地方大势而授以节制之权也。玉环虽近内地,而隔一海渡,其地在台、温两县之间,又须设立营制。知县位卑权轻,与参、游体统不敌,于隔属呼应不灵,故前条议以同知专管。但此地新请展复,必须专员驻扎,经理数年而后,一切规制始定。应另设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一员,专管查给垦田、督修塘坝,征收钱粮,审理词讼,给放粮饷,弹压地方,其通省别项公务免其差遣。”

  李卫在讲了玉环不能设县要设专任玉环同知等理由之后,紧接着又在疏中提出了玉环同知的隶属关系等问题,疏称:“仍照云南等处之例,凡命盗事件,即令该同知审理,解详臬司(省按察司);钱粮事件,听藩司(省布政司)考核,本管道员盘查。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有关涉玉环山事务者,温、台二府属县俱听该同知专行管理。”

  以上这些文字应该就是《玉环县志》“附温州府、政务直隶省”这个论断的依据。那么这个论断是否准确呢?下面再看看户部审议后上报雍正皇帝的部议是什么意见。总的来说,户部对浙江总督兼巡抚李卫提出的众多建议几乎全部同意。在玉环同知职权问题上,提出了补充意见,“即以玉环新设同知加以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职衔,礼部铸给关防,该督于本省官内拣选贤能之员题补。凡玉环山及附近山岙并台、温二府属县有关玉环山钱粮命盗事务,俱令该同知专理,详报藩臬二司;仓库、钱粮令温处道员盘查。”

  这个补充意见,笔者认为相当重要,这是职权的赋予。玉环同知之衔前面冠以温、台两字,其意十分清楚,即温、台两府属县有关涉玉环事务者,该同知都有权管而且两府属县都得听从其管。从这里也可看出,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是不从属于温州知府管辖的。此外,从“仓库、钱粮令温处道员盘查”一句也可看出玉环厅的规格不同于府属州县(道员,是藩、臬两司的辅佐官,有“守道”与“巡道”之分,守道管钱粮,巡道管刑名。这里的“温处道员”指隶属布政司的“守道”)。因为清代官制只有相当于府一级才需介于省与府之间的道员管理盘查,而这里则明确指出玉环归属温处道管辖。此外,清代库储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凡各府仓库钱粮,于每年奏销时责成各该道盘查;直隶州钱粮,责成分巡道盘查;粮驿道钱粮,责成布政司盘查;州县仓库钱粮,责成知府盘查。单从这个分级管理的制度来看,也能说明玉环厅的规格与府级是并列的。

  从以上李卫《题疏》及户部议复有关内容来看,玉环厅的性质属于直隶于省的直隶厅应该比较明确。至于疏中“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一句,新版《玉环县志》将其理解为“附温州府”与“政务直隶省”值得商榷。理由如下:因为“附温州府”与“政务直隶省”两者是矛盾的。这里的关键词是“温属”两字。“温属”两字只出现在李卫疏中,户部审定的议复里则没有提及“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这一句。据此我认为“温属”不能理解为“属温州府”或“温州府属”,这里的“温”应指“温处道”而非“温州府”,这与下文“仓库、钱粮令温处道员盘查”是吻合的。此外,李卫疏中“相应”两字也比较耐人寻味。为什么用“相应”两字?我的理解这是二者比较的结果,因为玉环一地在设治之前分属温(乐清)、台(太平)两府,现设治后到底属温(温处道)还是属台(宁绍台道)呢?李卫认为玉环靠近温州郡城,还是属温比较合适,所以用了“相应”一词。

  关于玉环归属温处道管辖,我们还可以从雍正版《特开玉环志》卷之一《司详》中找到更多的具体证据。“司详”即浙江布政司向直接上级督抚的请示公文。此公文篇幅较长,现节录三段于下:

  “玉环官兵现应赴防,所需衙署营房兴建。据该丞(指玉环同知)申称:衙署营房甚为紧要,所有陆续收贮税银,业经差赍温郡瑞安县购买木植,除申请温处道给发所收八岙税银外,缘需费浩繁,已备文详明等因。查营房甚多,一时难以猝办,是以详明官兵分为三次赴防,请于十月初一日彼此收除。俟移派定之日,饬令造册详报,咨明户、兵二部科展限。”

  “玉环沿边快哨巡船一十二只,用过工料银两确核具详。据该丞申称:哨船一十二只,系卑职所收玉环粮税项内动支银一千三百九十五两六钱四分九厘,解赴温处道监造,已获批回。现在申请本道开明工料银两数目,造册具报等因。查前项快哨船一十二只,已准温处道造完,现在移营补结,所有用过工料俟造册到日,年终一并详情题销。”

  “玉环词讼命盗饬令该同知照例依限审详。据该丞申称:遵照部复原题奉旨事理词讼命盗依限审详,臬司核转。”

  以上内容正好与李卫提请、户部审议确定的“凡玉环山及附近山岙并台、温二府属县有关玉环山钱粮命盗事务,俱令该同知专理,详报藩臬二司;仓库、钱粮令温处道员盘查”这一玉环同知的职权和隶属刚好吻合。此外,在布政司给督抚的这个请示公文中只字未提及玉环厅与温州府的关系。

  从上述李卫《题疏》和户部审定的议复以及浙江布政司的请示文件来看,设治之初的玉环厅政务由省直管,行政辖区隶属温处道是比较明确的。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那李卫疏中、户部议复为何没有直接写明玉环直隶厅呢?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李卫近八千字的疏中及户部的议复中根本没有一个厅字,或称“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或称“玉环同知”,根本找不到“玉环厅”的说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玉环当时设的不是厅制吗?还是另有缘由呢?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不得不从厅制说起。

  二、厅制的定型及《嘉庆·大清一统志》对玉环厅的记载

  厅制一向被视作清代所独有,它原本是知府的辅佐官同知或通判分驻到府城以外专管某项事务或府属某些地区,其办事之处称为“厅”。以后逐渐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即称同知或通判,有些治理重要地区的厅,直接归省之布政使管辖,称为直隶厅,与直隶州并行,体制相当于府;一般的厅也称散厅,则属知府管辖,体制相当于县。这是后人对厅这个地方行政机构定制化的归纳和总结。其实,据《大清一统志》及《大清会典》等国家典籍的记载来分析,厅制从雏形到定制乃至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区别,大约经历了近百年的复杂演变过程。据《厅制起源及其在清代的演变》作者胡恒及真水康树等专家学者考证,在清代早期的典籍中确实找不到“某某厅”这个说法,而建厅较多的雍正时期以及乾隆早期往往用“某某同知”来代替“某某厅”这个政区机构。在资料截止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大清会典》中也未记载“厅”这种政区机构。在记载同知时,写道“同知,正五品,府或一二人或三四人,分理督粮、捕盗、海防、江防、清军、理事、抚苗、水利诸务,量地置员,事简之府不设。”但在四川省属建置栏下却列了“四川总督所属府十有一、同知一、直隶州九、土司五十有七”的条目,很明显这里的同知与上述知府辅佐官的同知不同,而是将“同知”与“府、州、土司”作为行政区并列,这是以“某某同知”代替“某某厅”这个行政区的具体佐证。直到嘉庆年间编纂的《大清会典》及《大清一统志》,才有了厅制的完整记录。《嘉庆·大清会典》称“凡抚民同知直隶于布政司者为直隶厅”,又称“府分其治于厅、州、县”。而《嘉庆·大清一统志》则通过不同编排方式区别直隶厅与散厅,直隶厅均按府的规格单独成卷,但名称仍为“某某厅”,不称“某某直隶厅”。例如在《浙江统部表》中明确写道:“共领府十一、厅一: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温州府、处州府、玉环厅。”(见插图)据笔者考证,最早出现“玉环厅”名称且与全省各府平行排列单独列表、单独成卷的国家总志就是这部《嘉庆·大清一统志》。

  厅制从开始尝试性设置到写入国家最高典籍,说明此制已基本稳定并得到认同,同时也说明此时厅数已达到相当数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设置规范,而且明确了“直隶厅”与“散厅”的区分。但是从《乾隆·大清会典》到《嘉庆·大清会典》的间隔期长达五十多年,那么究竟何时开始才有“某某厅”的称呼呢?据胡恒等专家学者考证,“厅”得到普遍的认同和自然的称呼,大致划定在乾隆三十年前后。其依据,一是乾隆二十九年皇帝下令重修《大清一统志》的上谕中有“志成后各省添设裁并府厅州县详悉续修刊改”的指示,此后,在这部国家总志中,才正式将厅作为一种“新制”明确写出,并一一列目;二是乾隆三十三年江苏海门直隶厅设治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直隶厅”这一称呼。

  了解厅制的历史演化过程后,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为何李卫题疏中没有出现“玉环厅”这一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玉环设厅于雍正六年,属于清代早期设厅的地方。此时厅的设置尚未定制。李卫在题疏中明确说是参照“云南蒙化、景东等处之例”要求设置“温台玉环清军饷捕同知”,划拨太平县、乐清县之地归其管辖,“凡命盗事件,即令该同知审理,解详臬司;钱粮事件,听藩司考核,本管道员盘查。其地与温州郡城相近,相应隶于温属。有关涉玉环山事务者,温、台二府属县俱听该同知专行管理”。这里将玉环厅的辖区、职能、权属说得清清楚楚,但在题疏中我们却找不到“直隶厅”的字样,甚至全文没有出现一个“厅”字,其中原因即如上文所说,此时在国家顶层设计里面还没有“某某厅”的说法和“直隶厅”、“散厅”的区分。这就是李卫疏中没有出现“厅”字的真实原因,同时也是后人纠缠不清玉环厅是“直隶厅”还是“散厅”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温台玉环厅至嘉庆时期属于省管直隶厅,是有大量史料依据的。

  三、玉环同知徐荣对玉环厅的记载

  徐荣(1792-1855年),字铁孙,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由杭州府临安县知县升授温台玉环厅同知。徐荣赴玉环任职前,道光皇帝专门召见他,询问有关玉环地方历史及民生状况等等,徐荣根据事先了解一一对答。最后,皇帝嘱咐他上任后要倡导忠、孝、勤、俭、让,要剪恶除暴、保境安民等等。到任后,徐荣将召见时的情形撰成长诗一首,并于次年十二月将这首诗刻在境内芦浦寿星山东坡崖壁之上用以传布旨意。这首长诗玉环人称“纪恩诗”,其实它原名叫“纪恩恭衍”,其意是将皇帝召见这件恩隆之事恭敬地公布于众。全诗为光绪版《玉环厅志》收录。全诗如下:

  纪恩恭衍

  徐荣

  道光岁乙巳,秋八月丙辰。

  浙江玉环厅,直隶同知臣。

  徐荣奉召见,稽首今圣人。

  垂问年与籍,次问所出身。

  次问玉环地,及此环山民。

  臣再稽首对:地处温台滨。

  雍正五年前,弃之于荆榛。

  臣卫臣坦熊,垦复招徕勤。

  厥里七百余,廿二都以分。

  海山各星列,巨浸青嶙峋。

  东至日所出,实通日本津。

  设饷捕同知,训导巡检并。

  移乐太盘兵,设水陆两营。

  为温台藩篱,而海警以清。

  其民甚厚朴,所食皆自耕。

  三时亦讨海,耕海以为生。

  食乃薯之丝,人丝而畜茎。

  帝乃俞嗟哉,念我民苦贫。

  汝往教之俭,忠孝让与勤。

  未能使无讼,理解平其情。

  剪剔首强暴,毋俾扰我氓。

  令我诸赤子,永以享太平。

  臣再稽首谢:圣训详谆谆。

  皇极锡五福,一语穷檐春。

  峨峨玉环山,玉环海垽沦。

  山海有穷极,圣泽垂无垠。

  大书麓之崖,道路千秋遵。

  从这首诗的立意来看,无疑是“纪恩”、“感恩”之作,“纪恩”、“感恩”的对象则是道光皇帝;从全诗的内容来看,作者也客观地向道光皇帝反映了玉环这个海岛荆榛之地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民生的艰辛。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又是“纪实”之作。因此,这首诗对研究清代玉环辖区的历史沿革、区域特征以及民生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关于玉环厅的隶属关系问题,徐荣说得很明白:“浙江玉环厅,直隶同知臣;徐荣奉召见,稽首今圣人”。首先作为到任同知他绝不可能连自己的身份和任职地方的隶属关系都搞不清楚;其次,他面对的是当时皇帝的召见和询问,绝不可能故意抬高身份,乱报家门,否则,那是欺君之罪啊!因此,可以肯定当年徐荣任同知时的玉环厅是直隶厅无疑。

  寿星山摩崖石刻,宽约2米,高约3米,全诗270字,虽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剥蚀,但字迹大都依稀可见,现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民国十年(1921年),这首诗还被刻在境内三合潭去古城的牛脊岭石壁上,诗名被改为“圣训诗”,内容与原诗基本相同,字句稍有出入。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见上图)一首诗竟造就了两处文化遗产,这是作者徐荣当年始料未及的。而文物作为实物资料,其所能说明的内容,具体而又真实,这是任何详尽的文字记载无可替代的。何况不少历史事件和问题,在文献资料中不见记载,或记载简略,甚至错误,运用文物资料进行个例分析或综合研究,不但可以印证文献资料的缺憾和失载,更可以纠正文献资料的谬传和错误,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和结论。文物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已得到史学研究者的认同。

  四、国史、浙江地方史对玉环厅的记载

  按常理推断,国史、浙江地方史的记载应该比较权威。下面,我们看看《浙江通史》、《浙江地方史》和《清史稿》是如何记载的。

  200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本《浙江通史》,在第八卷清代卷上册第一章“行政区划与地方行政体制”题下是这样记载的:

  “清代在省下设道、府、州(厅)、县各级机构……”

  浙江省下分4道、11府、1州、1直隶厅、1厅、76县。4道为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温处道。11府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1州为海宁州,属杭州府,原为海宁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升为州,同时将湖州府所属安吉州改为县,嘉庆十六年(1811)又划海宁州所属南沙地方隶萧山县。1直隶厅为定海直隶厅。1厅是玉环厅,属温州府,雍正六年(1728)析台州府太平县属楚门、老岸、南塘、北塘等地置。详情如下:

  杭州府下辖:仁和、钱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海宁。

  嘉兴府下辖:嘉兴、秀水、嘉善、石门(原崇德,康熙元年改)、平湖、桐乡、海盐。

  湖州府下辖: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

  宁波府下辖:鄞、慈溪、奉化、镇海(康熙二十六年改原定海县为镇海县,又将舟山镇改设为定海县)、象山、南田(宣统三年置)。

  定海直隶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升定海县为直隶厅。

  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

  台州府下辖:临海、黄岩、宁海、太平、天台、仙居。

  金华府下辖: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

  衢州府下辖: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开化。

  严州府下辖:建德、淳安、桐庐、分水、遂安、寿昌。

  温州府下辖: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厅。

  处州府下辖:丽水、青田、缙云、松阳、遂昌、龙泉、庆元、云和、宣平、景宁。”

  这份名录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有清一代浙江省行政区划是有变动的;二是玉环厅不是直隶厅,而是隶属温州府的散厅,因为定海直隶厅是单独排列的。这是笔者之所以全文抄录这份名录的原因。遗憾的是编者没有说明名录的出处,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得知这份名录是属于哪个时期的。哪个时期很重要,因为行政区划与机构规格是会变动的,不同时期的名录是不同的。

  这份名录关于玉环厅的记载,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商榷。

  一是名录将玉环厅归属于温州府与同书第55页的记载产生矛盾。下面将《浙江通史》第八卷第55页的记载抄录如下: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浙江各府州厅上缴田赋情况如下:

  表1-2嘉庆二十五年浙江各府州厅

  上缴田赋情况

  这句话和这张表格很明确,玉环厅与各府并列,不属温州府(此时定海直隶厅还未设置),不知编者作何解释?

  二是关于玉环厅设置的那段文字:“玉环厅,属温州府,雍正六年(1728)析台州府太平县属楚门、老岸、南塘、北塘等地置”不够准确,与史实有出入。关于玉环设治之初的辖地,史料皆有明确记载。李卫提请、户部同意析乐清、太平两县地置玉环厅,其范围包括:“太平县界之楚门老岸、南塘、北塘、芳杜、东岙、密溪等处,乐清县界之磐石、蒲岐、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埏等处,悉归并于玉环境内,令该同知管辖”(详见雍正版《特开玉环志》)。2013年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据《世宗实录》记为:“玉环厅,雍正六年三月,分台州府太平县楚门老岸、南塘、北塘,乐清县磐石、蒲岐、三盘等地置”。由此可见,《浙江通史》忽略乐清诸地仅记“太平县楚门、老岸(应为楚门老岸)、南塘、北塘”几地,且这几地都属楚门范围一带地方,与历史原貌是不符的,这或许是编者想减少文字,又或许是粗心所致。

  下面我们再看看《浙江地方史》和《清史稿》是如何记载的。

  201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地方史》第163页“地方行政区划”题下是这样记载的:

  清朝浙江省布政使之下,分4道,11府,1直隶厅,1州,1厅,76县。

  四道: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温处道。

  十一府为:

  杭州府,领州一、县八:钱塘、仁和、海宁州(乾隆三十八年升县为州)、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城、昌化。

  嘉兴府,领县七:嘉兴、秀水、嘉善、海盐、石门(康熙元年崇德改为石门县)、平湖、桐乡。

  湖州府,领县七: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乾隆三十八年改州为县)、孝丰。

  宁波府,领县六:鄞、慈溪、奉化、镇海(康熙二十六年改定海县为镇海县)、象山、南田(宣统三年置)。

  定海直隶厅(康熙二十六年改舟山镇设定海县,道光二十一年升直隶厅)。

  绍兴府,领县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

  台州府,领县六: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太平。

  金华府,领县八: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

  衢州府,领县五: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开化。

  严州府,领县六:建德、淳安、桐庐、遂安、寿昌、分水。

  温州府,领厅一、县五: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厅(雍正六年置)。

  处州府,领县十:丽水、青田、缙云、松阳、遂昌、龙泉、庆元、云和、宣平、景宁。

  这份名录与《浙江通史》那份名录大同小异,编者有注明出处:据《清史稿》卷五八《地理五》。由此推断,《浙江通史》那份名录也可能源于《清史稿》。为了证实这份名录来源的准确性,笔者找来《清史稿》核对过,仅发现一个数字不同,即《清史稿》将县的数目记为75县(属统计错误,实数为76县)与《浙江地方史》相差1县。

  《清史稿》规模宏大,是国之史册,其权威性本不容置疑。但它将玉环厅列为隶属温州府的散厅的记载与笔者见到的以及上文写到的其它史籍的记载产生了矛盾,使笔者感到十分困惑。众所周知,丰富的文献资料是从事考据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条件所限,笔者对于京城、省城的那些“深宫档案”只能望洋兴叹。直至前年见到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清史稿点勘札记》及2013年出版的《清史稿订误》两书后,才知道《清史稿》这部巨著“由于出自众人之手,并且成书仓猝,讹误和疏漏是十分严重的”(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绪言》)。更令笔者意外的是《清史稿》对“浙江行政区划”及“玉环厅”的记载,竟然也列在纠错订误范围。现将与本文有关的两段文字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

  “第2128页(浙江)领府十一,直隶厅一,州一,厅一,县七十五。

  此据《续通考·舆地考十二》:(浙江省)凡领府十一,直隶厅一,散州一,散厅一,县七十五。经考订与统计,浙江领府十一,直隶厅二,州一,县七十六。”

  (二)

  “第2146-2149页  温州府……雍正六年,增置玉环厅……领厅一,县五……玉环厅。

  此处文字依据《续通考·舆地考十二》:“温州府……领厅一,县五……玉环厅”。《嘉庆一统志》卷281,“本朝因之,为浙江省。雍正六年,设温台玉环厅同知。其领府十一,厅一……温州府,处州府,玉环厅”;卷306,“温台玉环厅……明洪武二十年,控海乏兵,徙沿海居民于腹里,遂废置。本朝雍正八年(案:应为六年),督臣李卫奏准展复,置温台玉环同知”。道光二十一年,宁波府属定海县升为定海直隶厅。浙江巡抚刘韵珂就定海直隶厅同知养廉银一事奏请朝廷,"至定海县前经奏准改为直隶同知,请照玉环直隶同知之例定为养廉银二千四百两”(《宣宗实录》卷388)。可见,玉环厅与定海厅同为直隶厅。”

  这二段纠错订误的文字,至少说明从嘉庆至道光年间玉环厅仍是直隶厅。同时也解决了笔者多年的困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玉环厅属于省管直隶厅是有大量可靠文件史料依据的。虽说设治之初,在李卫的疏中及户部的部议里面找不到“厅”或“直隶厅”的文字,但那是因为雍正年间,由于厅制尚未完全形成,某某厅都被记载为某某同知的缘故。但玉环厅政务归省直管在李卫疏中及户部部议里头是十分明确的。至于道光以后至民国元年撤厅称县,这数十年期间,玉环厅的隶属关系有没有发生过变化,或者说改直隶厅为散厅、改厅为州之类的规格调整,因手头缺乏可靠资料或孤证难信,不可随便下定论。

  行文至此,历史的面目已逐然清晰,玉环建厅之时至道光年间为直隶厅的论断,已被大量的文献史料所证实。此后直至清末这数十年间,玉环是否为厅?光绪《玉环厅志》和“民国元年改厅为县”这件事即是最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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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环厅隶属考
图为宣统元年玉环厅初选举纪念
今日玉环榴岛人文12清代玉环厅隶属考 2015-09-06 2 2015年09月06日 星期日